人间佛教与生活儒学

   当代东亚国家,整个儒家文化与佛教文化重叠的文化圈,在二十世纪,都经历过现代化的冲击,形成了整体社会结构的变迁。
   在社会「现代化」之后,或者更准确地说,在社会中人都认为应该让社会进行现代化转型之后,时间已被切隔成两段:传统与现代。经过扬弃「传统」的过程,使得社会步入现代,则称为现代化。
   在这种认识中,传统是负面的属性,代表应被扬弃或超越之物。传统若要予以保留,则须证明或显现它具有现代性,能与现代社会之体质、结构、价值标准相适应相结合,或能对现代社会产生积极的作用。
   这种观点或心态,本来就是现代社会的现代性特征之一。现代的历史观,是断裂的。人类站在新的转变起点,与古代传统既无感情上的依恋或联系,古代传统对于已在世界整体改变后的人们来说,亦无实质之作用。
   而历史不但是断裂的,更是「发展」的。发展这个词,出自生物学之模拟,现已广泛被采用于社会演化进程的描述与期待中。人类的历史,被想象成不断向前进步发展的历程。因此,站在历史新变之后,新阶段起点上的现代人,其实也就是站在历史进步发展的最高峰上。站在这里,回头去看传统,自然就会觉得那些都是过时、陈旧且较粗糙的东西。扬弃传统之心,油然而生。
   而儒家、佛教、道教等,就是这类要扬弃打倒之物,大家认为此类「封建学说」与「迷信」阻碍了发展。
   这就是新历史观给予现代人的骄妄。相对于此,传统若要存活下去,不遭扬弃,那它就必须努力说明它具有现代性。例如现代人说佛教是迷信、不科学,应该拋弃。佛教界便出版了一大堆书,说佛教如何如何地科学。用些似通非通、一知半解之科学知识以及科学主义之态度,来维护佛教的尊严。同样地,论证儒家合乎科学或无碍于科学者,亦复大有人在。
   强调科学,只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。现代社会的另一个重要性质,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。  
   由传统到现代的转换,一般都认为即是由农业封建社会到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演变。工业生产、资本积累、企业营运,以及资本家的操作,组织了社会的基本结构。在这个新的社会结构中,人际关系、社会分化原理、伦理态度、生活规律,无不随之改变。原本躬耕于陇亩的农民,逐渐离开其家园,流入都市,参与劳动生产体系,依附在企业体之中。
   与佛教必须论证其科学性,才能获得它存活于现代社会的身份证一样,许多传统事物,也都得思考它与资本主义的结合情况。如不能证明它有助于或无害于现代工商业社会之发展,它存活于现代社会的正当性以及其价值,便常会遭到鄙夷。
   早期儒学的命运就是如此。韦伯讨论资本主义的兴起,认为得力于基督新教伦理,而儒家或道教的伦理态度则无法达致此种效果。此说立刻被理解为:儒家文化是现代化的障碍,讲儒家也无法开展出资本主义工业革命。后来,则转过来,讲儒家并不是现代化的绊脚石。由东亚四小龙及日本的经济发展经验来看,儒家思想纵使不能说是有助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,也可以说是无害于此。
   在此类「儒学与现代化」的讨论之中,企图为儒学仍存续于现代社会辩护的,大体上可分成三种论式。一是说儒学的基本精神并不违反现代社会的性质(如民主、科学、自由、工业化……等等)与发展;儒学所强调的伦理道德实践,则仍是现代社会中所需要的。但这种辩护太弱势了,儒学精神所被认为仍能作用于代社会者,其实只是现代社会现代性的辅助或补充,最多只能成为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调节因素。
   第二种论式,则企图说明儒学对现代社会之现代性,具有增进及强化的积极功能。但因整个历史观已转向传统与现代的断裂关系,故若说由传统儒学可以直接增进或增强现代民主科学工业资本化,很难令人接受,乃转而说儒学可以曲折地开出现代。也就是说,儒学不仅可做为社会现代化的调节原则,更可通过「良知的自我坎陷」之类办法,曲折地开出现代。而此种开出,因为儒学提供了实践理性的另一面,所以其现代性会比只讲现代而忽略了超越的心性本源者更为健全。
   第三种论式,态度最积极,认为儒学可以直接作用于现代社会,可有效增进强化其现代性。「儒家思想有助于经济成长」的讨论,即属于这类。
   第一种论式,着重面在于儒学的伦理道德价值;第二种论式,着重者在于讨论儒学与民主科学之关系;第三种论式,则侧重于经济发展。都是有选择性的进行儒学现代性的辩护。
   佛教的情况,大抵亦是如此。或如第一论式,云佛教的人生修养论有助于现代社会中人际关系或个人心理之调节。或如第二论式,云佛教不违背科学,而且「是科学」、「最科学」、「比现在之科学知识体系更科学」。更有人则企图说明:在现代企业中,可以如何运用佛教的论点和精神,来提高员工的士气、激发他们对工作的热爱、对团体的认同、对社会的关怀与责任感……等等。企业团体所办的禅修静坐班,则致力于减低员工之工作压力,欲以佛法来协助企业内部之统整,达成管理的功能。这就接近第种三论式了。
   但佛教的现代性讨论,亦仅止于此。跟儒家现代化之研究相比,佛学界对整个现代性之理解与体会颇为不足,也不知如何关怀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问题来展开探索。因此很少针对民主、资本经济和佛教的关系进行什么研究,也没有形成儒学「曲成」、「良知的自我坎陷」之类理论,来解决佛学与现代性在本质上有所冲突,而又必须沟通结合的问题。
   佛教在说明它具有现代性的论述上,之所以缺乏太多成绩,原因是因为它本身正在配合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,进行着佛教体制的改革。所以不但正面承认了现代社会的现代性价值,更有着「不改革,不能现代化,佛教就要被时代淘汰」的危机感。因此,佛教在此一时期,最好的研究与表现,并不在替佛教传统依然有存活于当代的价值做辩护,而在于「佛教应如何改革其传统,以适应于现代」的方面。这是佛儒两家在面对现代社会变迁时,大体相同的响应方式中略见差异的地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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